——记姚奠中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最后一位弟子，也是当代少见的博学鸿儒。他淹贯经史子集，艺精诗书画印。冯其庸先生对他的评价是：“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论学于今推独尊，章门一脉赖传存”。霍松林先生也说：“姚老奠中先生雄才博学，其人品学问书艺均为当代典范。”周汝昌先生的评价是：“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非等闲可望其项背。”去年底，这位大儒于山西大学家中安坐仙逝。人们在痛惜、哀悼一代大师离去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当代学术界普遍采取的评价指标——项目级别、课题经费、文章（发文杂志）档次、专著数量等来考核，姚奠中先生似乎表现平平，何以当代几位泰斗级的前辈对他却有如此高的评价？何以会得到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景仰？我们在疏理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缘由。
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以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而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也面临在被规范中不断流失的危险；部分学者以专深为能，以填补所谓空白为荣，而不知博通融贯、回真向俗。一些学术研究失去了为人类创造健康、快乐、幸福生活服务的原则，甚至变成了少数人谋生、获利的手段。“学而时习”的“不亦说乎”，为论文生产的数量、质量（发文杂志档次）要求带来的疲惫、焦虑所取代。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著作等身而人格萎地，剽窃之风愈演愈烈，这一幕幕景象令人叹息。然而正是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于“西行”颠沛之中发出无奈的感叹时，姚奠中先生——这位充满欢乐的百岁老人，他坚守着中国学术传统的方向，笃志进德修业，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高尚人格、雄才博学与百岁之躯。无数人高山仰止的感受和敬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著名学者吴相洲先生说：“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所谓中华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导引的中华传统学术。其守护中华学术正脉之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秉持“修己治人”的传统治学理念。“修己”是要提升自己。“治人”是要济世。姚先生始终坚持“以正己为本”“以用世为归”的原则（先生自拟教条），终身行之而不知倦。无论早年办菿汉国学讲习班，还是晚年设立国学教育基金，都可以看出他以承传中华文脉为己任的使命精神。而兰亭终身成就的获得，捐献自己的书画、存款于社会的义举，更是他人格境界的最佳说明书。此与时下某些唯名利是图的文人，其精神境界之高低相去何啻天壤！
第二，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姚先生在这方面主要强调三点。一是“坚持文史哲不分，反对学科分割过细”。这是针对当下所谓科学教育与学术思想而作出的抉择。自从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科学”思想便开始居主导地位，建立分科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主要走向，学科之间出现了高大的隔离墙。于是“专家”丛出，“大家”消失。在这种潮流中，姚奠中先生始终坚持着“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他认为：当下分科的学术格局，虽然有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但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具体分析”固然重要，但更应该注意“整体把握”。整体把握下的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问题看透彻。站在地球上看太阳，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站在宇宙间看，则发现正好相反。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姚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一直强调要从小学入手，融通文史，以诸子为归。他自己则是经史子集，不曾偏废。因而读了《姚奠中讲习文集》，很难说出他搞的是历史还是文学来，而书画界的专家，又把他认作是泰斗。这就是文史哲融通的结果。
其次是“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从社会界到学术界，一些人不约而同进行着一项工作，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认为这样得到的只能是中国学术的皮毛，而不是本质精神。因而他坚持传统学术路径，对西学只做参考，而不为其所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身。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到，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使文本之意义获得澄明。如他的《书注与论书法》《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诸文以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的，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第三，践履“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姚先生的“回真向俗”，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把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现代一些学者热衷于理论创新、填补空白之类的学术工程和荣誉，而姚先生则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认为越是通俗的、普及的，越是最重要的，因而他面对的是更多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教学问题。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讲义，虽未编讲义但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说文研究”“庄子研究”“中国戏曲史”“文艺学”“中国文论”“汉书艺文志”“中国文学史十讲”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专题讲座。尽管这些讲义不是什么高深的学术，但要言不烦的“秉本”之论，却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功力。其次是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小学教材及普及读物中出现的问题。他能在别人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能在别人以为有问题的地方发现没有问题，又能将复杂的问题用三言两语说透，这都需要有功力。因此姚先生“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志趣，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平与胸襟、胆量、境界。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人类的航母在灯塔的指引下，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航线平稳前行。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证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健全人格，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有利于把握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确立人文学者的社会角色，投身于现实“化民易俗”的实践中，从而完成建造人类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如何调整当下学术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完成人文学科为人类建造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姚先生坚守中华学术正脉的治学实践，已给出了答案。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最后一位弟子，也是当代少见的博学鸿儒。他淹贯经史子集，艺精诗书画印。冯其庸先生对他的评价是：“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论学于今推独尊，章门一脉赖传存”。霍松林先生也说：“姚老奠中先生雄才博学，其人品学问书艺均为当代典范。”周汝昌先生的评价是：“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非等闲可望其项背。”去年底，这位大儒于山西大学家中安坐仙逝。人们在痛惜、哀悼一代大师离去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当代学术界普遍采取的评价指标——项目级别、课题经费、文章（发文杂志）档次、专著数量等来考核，姚奠中先生似乎表现平平，何以当代几位泰斗级的前辈对他却有如此高的评价？何以会得到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景仰？我们在疏理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缘由。
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以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而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也面临在被规范中不断流失的危险；部分学者以专深为能，以填补所谓空白为荣，而不知博通融贯、回真向俗。一些学术研究失去了为人类创造健康、快乐、幸福生活服务的原则，甚至变成了少数人谋生、获利的手段。“学而时习”的“不亦说乎”，为论文生产的数量、质量（发文杂志档次）要求带来的疲惫、焦虑所取代。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著作等身而人格萎地，剽窃之风愈演愈烈，这一幕幕景象令人叹息。然而正是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于“西行”颠沛之中发出无奈的感叹时，姚奠中先生——这位充满欢乐的百岁老人，他坚守着中国学术传统的方向，笃志进德修业，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高尚人格、雄才博学与百岁之躯。无数人高山仰止的感受和敬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著名学者吴相洲先生说：“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所谓中华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导引的中华传统学术。其守护中华学术正脉之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秉持“修己治人”的传统治学理念。“修己”是要提升自己。“治人”是要济世。姚先生始终坚持“以正己为本”“以用世为归”的原则（先生自拟教条），终身行之而不知倦。无论早年办菿汉国学讲习班，还是晚年设立国学教育基金，都可以看出他以承传中华文脉为己任的使命精神。而兰亭终身成就的获得，捐献自己的书画、存款于社会的义举，更是他人格境界的最佳说明书。此与时下某些唯名利是图的文人，其精神境界之高低相去何啻天壤！
第二，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姚先生在这方面主要强调三点。一是“坚持文史哲不分，反对学科分割过细”。这是针对当下所谓科学教育与学术思想而作出的抉择。自从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科学”思想便开始居主导地位，建立分科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主要走向，学科之间出现了高大的隔离墙。于是“专家”丛出，“大家”消失。在这种潮流中，姚奠中先生始终坚持着“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他认为：当下分科的学术格局，虽然有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但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具体分析”固然重要，但更应该注意“整体把握”。整体把握下的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问题看透彻。站在地球上看太阳，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站在宇宙间看，则发现正好相反。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姚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一直强调要从小学入手，融通文史，以诸子为归。他自己则是经史子集，不曾偏废。因而读了《姚奠中讲习文集》，很难说出他搞的是历史还是文学来，而书画界的专家，又把他认作是泰斗。这就是文史哲融通的结果。
其次是“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从社会界到学术界，一些人不约而同进行着一项工作，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认为这样得到的只能是中国学术的皮毛，而不是本质精神。因而他坚持传统学术路径，对西学只做参考，而不为其所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身。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到，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使文本之意义获得澄明。如他的《书注与论书法》《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诸文以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的，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第三，践履“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姚先生的“回真向俗”，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把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现代一些学者热衷于理论创新、填补空白之类的学术工程和荣誉，而姚先生则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认为越是通俗的、普及的，越是最重要的，因而他面对的是更多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教学问题。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讲义，虽未编讲义但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说文研究”“庄子研究”“中国戏曲史”“文艺学”“中国文论”“汉书艺文志”“中国文学史十讲”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专题讲座。尽管这些讲义不是什么高深的学术，但要言不烦的“秉本”之论，却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功力。其次是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小学教材及普及读物中出现的问题。他能在别人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能在别人以为有问题的地方发现没有问题，又能将复杂的问题用三言两语说透，这都需要有功力。因此姚先生“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志趣，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平与胸襟、胆量、境界。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人类的航母在灯塔的指引下，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航线平稳前行。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证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健全人格，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有利于把握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确立人文学者的社会角色，投身于现实“化民易俗”的实践中，从而完成建造人类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如何调整当下学术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完成人文学科为人类建造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姚先生坚守中华学术正脉的治学实践，已给出了答案。
